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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转交的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这是中美关系僵持20年来，美国要员第一次主动提出访问中国。无疑，这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又是一个缓和中美关系的契机。然而，中国领导人最终鉴于1969年7月事态的发展，决定暂时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 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后认为，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表明美国要从越南逐步撤军，而苏联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正是要填补美国撤出亚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的亚洲五国之行意在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而与柬埔寨复交、出访罗马尼亚、传递曼斯菲尔德要求访华的信件，表明尼克松想要“拉中国、压苏修”；而葛罗米柯鉴于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会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从半个月前的大肆攻击中国到要求举行苏中高级会谈，大概是害怕“中美缓和”，后院起火。因此，“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在农村长期推行极左政策，大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导致严重的“五风”错误（即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农业和畜牧业大减产，再加上粮食高征购，造成城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特别是农民更苦，吃不饱饭，许多地方农民吃野菜，吃树皮，甚至吃观音土，饿死了不少人。1961年，覃正彦带领石门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雁池公社马家大队，他们发现一个生产队在少量的自留地和新开垦的荒地上种玉米、红薯、黄豆等，结果以不足生产队总耕地面积的10%，却收获了占全队30%以上的粮食，群众就靠这些粮食渡过了难关。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号起，把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党徽一样的图案。茅盾回忆：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但党的上海发起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已经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那他又为什么于
“韦拔群身上始终具有一种坚定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自觉。”东兰县党史办主任韦忠朝说，“韦拔群的事迹更是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不止。”％。面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韦拔群家族的后人韦述斌说：“生活越来越好，但革命意志不能丢，我们还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毛泽东通过以压促变的策略和释放美国犯人这样微妙的举措，逐渐向美方释放缓和的信号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方一系列的主动举措也满足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预期。于是，中美两国以“小步舞”的方式，开始了解冻双边关系之旅。 中方在1970年1月7日下午回复美方：同意于1月8日下午3点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会晤。在1月8日的会谈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复两国政府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提议于1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当天，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这则消息。
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等见到周总理后，无不失声痛哭。下午，双方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越方参加的有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国会副主席黄文欢。周总理首先说，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国党、政府、军队和全体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为密切。他几次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同中国人民共患难，并肩战斗，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周总理高度评价胡主席的一生，他接着说：胡主席的共产主义品质，对劳动人民的关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胡主席逝世不仅是越南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帝人民的损失。周总理表示，我们没能在胡主席去世前同他见一面，这次虽来得很仓促，但还是来晚了。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党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人民首创精神，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定名为“革命委员会”，源自土地革命战争。它既反映了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某种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早期红色政权及其建设经验的一往情深，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良好愿望。
1958年7月，周恩来同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谈到了自己童年的往事：“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怕出事，把小船锁起来，我们就悄悄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巷吆喝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从文渠划到河下去，我的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免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备，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刷刷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偏僻的韶山冲何以走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一直是学界和民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树有根，水有源，人们在敬佩毛泽东不世之业的同时，自然要追寻其所以成之之故。毛泽东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都初步形成于在韶山生活的月，韶山有关部门曾组织召开老人座谈会，邀请王淑兰、毛宇居、文运昌等亲属和友人详谈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汇集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从学术经验来看，我以为这批史料比那些大而化之的论文要有价值得多，因为其中有生动的历史细节，有韶山当地的民俗民情，乃至回忆者的语言风格都令人回味无穷。然而，其中不少史料却从未被完整地发表和引用过。为了缅怀毛泽东，笔者从中选取三则史料以飨读者，并作一些必要的解读。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据李德回忆，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由于没带翻译，只能靠博古边听边给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对以林彪为代表的错误认识和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态时却说：“我们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林彪、彭德怀也没有到场。
南京解放后的一段时期，教会学校没有被政府接管，党组织还是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当时直接领导金女大党支部的是徐敏(江渭清夫人)，开会经常都是到她家里去。1949年暑期后，吴文安和李植澄调团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霭兮等先后离校、参军；曾曼西去了北京；王粹珍、白秀珍和曹琬留在了学校。不久，王粹珍调到北京团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党的力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作出筹建团支部的决定，曹琬担任了金女大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在斗争中涌现的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团，这以后许多任务主要依靠团组织来开展。在参军参干、抗美援朝、反侮辱、反诽谤等活动中，广大团员发挥了骨干作用。
12月4日，出乎美方意料的是，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一个酝酿有时但并不要求美方对称回应的积极之举。毛泽东批准释放两名于1969年2月因乘游艇驶入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人。12月7日，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美方；三天之后，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会见中国代办的要求，中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将于12月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就在这次会谈中，斯托塞尔正式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总务科的小灶给联络参谋烹饪了烧鸡、卤鸡蛋、香肠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联络科长周韧叔叔等陪同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随员们去到杜甫川延河边郊游和野餐；警卫班战士每一里路站一个便衣岗哨，从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际处，充当“烽火台”，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传递郊游者那边的信息。而接待科几个写字工整、熟练的同志被委以重任，黄霖打开电台箱取出密电码本，给每人分了几页，抄写密电码，要求迅速而准确无误、万无一失！联络参谋在延河边尽兴游乐、酒足饭饱，当日已西斜时，“烽火台”岗哨传回了联络参谋开始打道回府的消息……父亲金城立即指挥抄写人员将密码本原样装订好，放进电台箱，将屋子里收拾得了无痕迹。然而第一次只抄写了一半。不久后，又安排联络参谋看戏，黄霖等招待员继续获取密码本，认真抄写，顺利完成了获取全部密电码的重要任务。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